【明纪守法三建人】管不住“身边人”,守不住“全家福”

发布时间: 2026-11-13 素材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家风建设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家风不正、治家不严,往往是家族式腐败的开端。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在和亲属共同受贿的罪责边界上存在错误认识:有的利用职权帮企业承揽工程,亲属从中分包项目再转包,不干活直接收“转包费”,认为也是市场行为;还有的与亲属约定“一人办事、一人收钱”,认为自己只从中拿一小部分,就算被查受贿数额也只按自己拿的算。

今天,我们聚焦党员干部与亲属共同受贿的两种常见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及相关规定,结合典型案例,厘清共同受贿的罪责认定标准,警示党员干部严守公私界限、从严管好亲属子女,切莫因失管失教、姑息纵容导致“全家腐”,最终酿成“全家覆”的悲剧。

情形①:帮企业承揽工程后,亲属从中分包项目再转包收取“转包费”,是正常市场行为?

【法律标尺】

《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

【典型案例】

某国有企业总经理孙某某(中共党员)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帮助私营企业主林某承包该国企某工程项目。为表示感谢,林某按照孙某某的提议,将该工程中一个项目交由孙某某之子孙某承揽。孙某既无施工资质,也未实际出资和组织施工,而是又与林某名下的施工公司签订“转包协议”,将工程交由该公司实际施工,并以此为由收取“转包费”500万元。孙某某对此知情并认可。经查,该工程自始至终由林某团队组织施工,孙某从未参与任何实质性经营活动。最终,孙某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父子二人因共同受贿均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条分缕析】

“分包业务是老板自愿给的,转包合同也是真实签署的,赚些‘转包费’怎么就成了受贿?”一些干部在面对审查调查时,往往企图以正常商业往来为由进行开脱。殊不知,判断这笔“转包费”的性质,关键不在于表面上是否签订了转包协议,而在于收益究竟来自正常的市场经营,还是公权力的对价。

在工程建设领域,正常的商业利润源于资质、资金、技术和劳务的真实投入,并伴随着市场盈亏风险。如果亲属取得工程业务后,根本不参与任何实质经营,而是通过虚设的“分包再转包”流转程序,坐收企业支付的巨额“差价”,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转包费”本质上就是公权力的对价。本案中,孙某将分包工程再转包给林某名下的公司的行为本质上是一场“左手倒右手”的假转包,而孙某的真实目的就是借此将贿赂款包装成“商业利润”。这笔钱本质上是林某为感谢孙某某职务帮助而支付的对价,依法应全额计入受贿数额。要破除“不是公职人员就不构罪”的误区,有的干部和家属认为,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才会触犯的罪名,家属既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又只是承接项目再转包赚钱,就算有点问题也扯不上受贿。事实上,只要亲属明知干部是利用公权力为老板谋利,仍与之通谋,出面签订分包转包协议、负责收受财物,就共同实施了受贿犯罪,即使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逃不脱受贿共犯的罪责。本案中,孙某某与儿子孙某主观上对“以工程分包、转包为幌子,收受林某所送财物”一事心知肚明、形成通谋;客观上,孙某某在幕后用权拍板帮林某拿下总承包工程,孙某在台前签约分包再转手、坐收500万元贿赂款。父子二人共同完成了将公权力通过“商业机会”折现受贿的全过程。综合主客观因素,孙某虽非国家工作人员,仍应作为受贿罪共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廉洁提醒】公权力不是谋私的工具,“商业机会”更不能成为权钱交易的幌子。党员干部切莫把亲属当成敛财“白手套”,以为披上“工程分包、转包”的马甲就能规避纪法,到头来只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付出沉重代价。情形②:事先说好“我办事、亲属收钱”,本人拿了少部分,受贿金额只按自己拿的那部分算?【法律标尺】“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典型案例】某市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吴某与弟弟吴某某约定:吴某利用职务便利帮相关企业承揽工程项目,吴某某负责联系企业老板、收取好处费。之后,吴某某找到私营企业主孙某,称可请吴某帮助承接某工程项目,需支付“协调费”共计200万元。孙某顺利承揽工程项目后,按约定将200万元交给吴某某,吴某拿走其中20万元,其余180万元吴某让吴某某留下自己使用。最终,吴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与吴某某因共同受贿200万元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条分缕析】法律评价共同受贿,看的不是谁出面、谁拿大部分,而是权钱交易的整体犯罪事实。只要事先通谋、分工配合,哪怕自己只拿“小部分”,也要对合谋及知情范围内的受贿总额负责。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规避查处,不直接与请托人接触,而是让亲属在台前负责对接老板、谈价收钱;干部在幕后利用职权为老板办事,事后二人再一起分赃。针对这种企图把“用权”和“收钱”拆分开来的伎俩,“两高”《意见》明确规定: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的,以受贿罪共犯论处。也就是说,“办事的权”和“收钱的手”虽然分属两人,但在受贿评价上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一同追责。本案中,吴某利用手中职权完成为他人谋利的核心环节,吴某某则出面完成接洽请托人、收受财物的变现环节,二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综合主客观因素,二人构成受贿罪共犯。亲属拿了“大部分”、干部只拿“小部分”,受贿数额究竟该如何认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明确指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人‘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如果仅按各自实际分得的数额认定,无异于割裂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腐败分子就可能通过亲属代收、少分赃或者不分赃等方式规避罪责,法律对此绝不容许。本案中,吴某与吴某某事先合谋,利用职权帮助孙某承揽工程项目,并收受200万元“好处费”。该200万元均在双方共同受贿的故意范围内。至于吴某拿走20万元,给吴某某留下180万元,不过是犯罪完成后的内部分赃,200万元的共同受贿数额,一分都不能少算。【廉洁提醒】在法律面前,“一人办事、一人收钱”演得再默契,也拆不散共同受贿的罪责链条。自以为把亲属推到台前当“收银员”,设起一道所谓“防火墙”就能减轻罪责、甚至可能逃避法律制裁,不过是自欺欺人。唯有秉公用权、廉洁齐家,方能守好“全家福”、走稳人生路。家风连着党风政风,家庭既是安身立命的港湾,也是拒腐防变的重要防线,家风不是私事小事,而是党性修养的试金石。一桩桩家族式腐败案件深刻警示我们,一旦理想信念失守、公私界限混淆,就容易被亲情裹挟、被利益围猎,最终落得违纪违法、身败家毁的惨痛下场。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严守纪律规矩,分清公私界限,严于律己、从严治家,管好亲属家人,筑牢家庭廉洁防线,以纯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